塑料回收政策体系加速构建,为生物基塑料商业化铺路
在 “双碳” 目标与塑料污染治理需求下,我国塑料回收政策体系正从 “限塑” 向 “循环 + 替代” 双轨并行升级。截至 2024 年底,国家层面已出台 20 余项专项政策,地方配套措施超 500 条,形成 “顶层设计 + 地方实践 + 标准支撑” 的完整框架,既推动传统塑料循环利用,更为生物基塑料商业化搭建政策桥梁。
一、国家顶层设计:明确回收目标与路径

2021 年发布的《“十四五” 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》成为核心纲领,提出到 2025 年,塑料垃圾回收利用率需达到 30% 以上,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减少 30%。为实现这一目标,政策从三方面发力:
一是强化回收体系建设。要求 2024 年底前,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,其中可回收物回收站点覆盖率达 90%。截至 2024 年三季度,全国已建成塑料回收专项网点超 12 万个,较 2021 年增长 210%,北京、上海等城市塑料回收利用率已突破 35%。
二是推动再生塑料产业升级。《关于加快推进工业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明确,2025 年前培育 50 家以上再生塑料骨干企业,再生塑料产量达 1800 万吨。政策通过税收减免(再生塑料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50%)、绿色信贷倾斜等方式,降低企业成本,2023 年再生塑料行业获得专项贷款超 80 亿元。
三是建立 “以旧换新” 激励机制。2023 年起,家电、汽车领域试点塑料部件回收补贴,消费者交回废旧塑料部件可获 50-200 元不等补贴,带动试点地区塑料回收量同比增长 40%,为生物基塑料替代创造市场空间。
二、地方实践:特色政策破解回收难题

地方层面结合产业基础推出差异化措施,形成 “东部领跑、中西部跟进” 格局:
长三角地区聚焦 “回收 + 再生 + 应用” 全链条。浙江出台《生物基塑料与再生塑料协同推广方案》,要求 2025 年前,快递包装、商超购物袋中,生物基塑料与再生塑料占比合计不低于 40%,并对使用混合材料的企业给予每吨 2000 元补贴。上海则建立 “塑料回收溯源平台”,通过二维码追踪塑料从回收、再生到再利用的全流程,2024 年平台覆盖企业超 2000 家,回收塑料溯源率达 75%。
珠三角地区侧重跨境协同与技术创新。广东联合香港、澳门推出 “粤港澳大湾区塑料回收联盟”,统一回收标准与再生塑料质量规范,2023 年区域内再生塑料跨区域流通量达 300 万吨,降低物流成本 15%。同时,广东对生物基塑料回收技术研发给予最高 500 万元补助,推动企业开发出可降解塑料专用回收设备,分拣效率提升 3 倍。
中西部地区则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回收产业。四川、河南利用农业大省优势,建立秸秆基生物塑料与传统塑料混合回收体系,2024 年两地秸秆基塑料回收试点项目处理废旧塑料超 50 万吨,既解决农业废弃物问题,又降低生物基塑料原料成本。
三、协同机制:回收政策与生物基塑料互补发力

政策明确 “回收减量” 与 “生物替代” 并行,形成协同效应:
一方面,回收体系为生物基塑料提供 “兜底” 保障。《生物基塑料制品降解性能及回收利用要求》规定,生物基塑料若无法完全降解,需纳入现有塑料回收体系,避免二次污染。2024 年,全国已有 80% 的塑料回收网点具备生物基塑料分拣能力,北京、深圳等地还设立专用回收箱,分拣准确率达 92%。
另一方面,生物基塑料降低回收压力。政策鼓励在一次性用品、农业地膜等难回收领域推广生物基塑料,2023 年全国生物基地膜推广超 100 万亩,减少难回收塑料垃圾约 3 万吨。同时,《关于促进生物基材料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提出,2025 年前建设 10 个 “生物基 + 回收” 融合示范基地,实现生物基塑料与传统塑料协同回收、高效利用。
四、现存挑战与优化方向
当前政策落地仍面临痛点:一是回收成本高,中小回收企业利润空间不足,2024 年行业平均利润率仅 5.2%;二是标准不统一,部分地区生物基塑料回收分类标准差异大,跨区域流通受阻;三是公众参与度低,全国塑料垃圾主动回收率不足 20%。
未来政策需进一步发力:加大对回收企业的补贴力度,探索 “政府 + 企业 + 社区” 共建回收模式;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生物基塑料回收标准,推动跨区域协同;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环保意识,逐步形成 “主动分类、积极回收” 的社会氛围。
随着塑料回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,传统塑料循环利用效率将持续提升,生物基塑料也将获得更广阔的商业化空间,为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与 “双碳” 目标实现提供双重支撑。